我想,西城叔叔一直對「浪蕩才子」這個稱呼比較介懷。「浪蕩」分公與私,翻開《五代史平話》,恰巧兩種都有講,正好拿來舉例。屬於私人層面的有:「郭威是個浪蕩的心性,有錢便要使,有酒便要吃。」花錢喝酒,都是自己的事,妨礙不了誰,最多就是看着不順眼,如此而已;公共層面的就問題大得多:「諕得敬塘不敢回家見着父親,浪蕩出外州去。」走出家門到外行事,和人相關的言行,無疑一顆石頭都可以激起千重浪。私事,照我看來,除非出現糾紛或者官非,否則其實與大眾毫無關係。西城叔叔在意的是公的層面——難道他寫稿幾十年,只是娛樂大眾,卻對文化毫無建樹? 檢驗一個人對文化有多少貢獻,最常見的做法就是去看看他們在哪些刊物發表過多少文章。情況類近大學的教授升等評核,一篇文,發表在甲級期刊的有五分、乙級的四分、丙級的三分,如此類推。於是,按照這個邏輯,沈西城的文章就評為沒有貢獻。原因?他沒怎麼在那些被視為嚴肅的、受學術界認可與追捧的文學刊物上發表文章呀! 不過,這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梅櫻三集》收集整理的文章有兩批稿件,一種是近十年來的專欄文章,在網絡上不難找到。另一類是「封印」了幾十年,寫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正如作者在自序說,很多文章連他本人都不記得,讀者自然不會知道。可是,正正是這些老古董,有力地證明了西城叔叔是對文學、文化有過貢獻的。 要了解別國的文化、文學,翻譯是不可或缺的。本書收錄的翻譯文章,有論文類的如增田涉回憶與魯迅在上海相知、相處、相別的生活;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講中國現代文學的源流,要知道對他這個專門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專家而言,這篇不屬於古典範疇的講稿無疑是稀有品種。 至於創作類的,作家有安部公房、福永武彥、吉行淳之介。福永武彥、吉行淳之介這兩個名字,即使到今時今日,仍然是冷門。查香港所有大學的館藏,福永武彥的中文譯著,就只有一九七三年台灣晨鐘出版、余阿勳譯的《草花》,不過這部書是長篇小說,西城叔叔所譯卻是他的散文,並在譯後記引用了川端康成的評價:「有了福永君的散文在前,我重讀自己的作品,不禁有點兒要面紅了。」說福永武彥是「現代最有名的散文家」。當然,好事者或者會問到現在都沒人翻譯,這個作家是不是真的「有料到」?我只能說,你可以不相信沈西城的判斷,但不能不信台灣晨鐘出版社的眼光。晨鐘出版社的老闆是誰?有兩個人——白先勇與他弟弟白先敬。 沈西城翻譯福永武彥的隨筆,刊於一九七八年一月《當代文藝》第一四六期 沈西城翻譯吉行淳之介的小說,刊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大任》第十九期 吉行淳之介在台灣比較多人認識,皆因八九十年代曾翻譯出版他的幾部作品:《化妝》、《等待的女人》、《暗室》、《夕暮》。沈西城翻譯吉行淳之介,現在看來沒什麼大不了,但請留意這文章的發表年份——一九七五年六月譯畢,一九七六年發表在《大任》,比起對岸,足足早了十幾二十年!那麼,沈西城是最早翻譯吉行淳之介的人?我不敢確定,不過搜尋香港中文大學的「香港文學資料庫」,翻譯吉行淳之介的僅僅有兩條資料,分別是:蘇關南所譯的〈花束〉,刊於《基督教文藝》第二期,時間是一九八二年六月;湯禎兆所譯的〈請喝咖啡〉,刊於《星島日報》,時間是一九九三年五月。兩者都比沈西城的晚得多。 「香港文學資料庫」無疑是本地目前檔案最豐富的電子資料庫,但為何搜尋吉行淳之介,卻沒有沈西城的資料?讓我們換個角度,看看資料庫裏面,西城叔叔的資料(二〇二五年三月二日搜尋記錄)—— 沈西城, 文章數量:二二三 期刊來源: 武俠世界:九十篇 大成:二十五篇 香港文學:十八篇 當代文藝:十三篇 明報月刊:十篇 大任:九篇 明報:六篇 …… 《梅櫻三集》收錄的文章,不少來自《大成》、《當代文藝》、《明報月刊》、《大任》,〈吉行淳之介的《同情心》〉正是發表在《大任》第十九期。可是,重點來了——資料庫卻沒有記錄! 資料庫誠然是幫助研究者尋找資料的輔助工具,但,僅僅是輔助。可是,在電子世代做研究很方便,敲幾下電腦鍵盤,就有數據可以用來寫文章做報告,因此大家都不會再去圖書館的書架上,找來一本一本舊期刊,翻開發黃的紙頁,慢慢核對究竟電腦給的資料,會不會有錯漏了。 因為沒記錄就等於不存在,所以大家就按着同一個資料來源,來判斷、評價個別作家的成就。所以,在研究者眼中,沈西城確實對文學、文化沒做過什麼貢獻。 資料有缺漏的,當然不會只有沈西城一個,但是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資料庫收錄的期刊,並非沈西城的「主場」! 研究文學的人大多來自學院,他們對作家的了解與認知,絕大部分來自於所謂純文學的刊物。因此,他們會對諸如《中國學生周報》、《素葉》、《大拇指》、《作家》這些刊物非常熟悉,甚至可說是如數家珍。但是,純文學刊物的文章是否等同當時寫作園地的全貌呢? 翻查《梅櫻三集》寫於七、八十年代的文章,關於中日早期電影的發表在《大成》,中日閲讀筆記的則在《大任》,兩本都不屬於所謂純文學的期刊,不過資料庫也有記錄,只是有不少缺漏而已。可是幾篇夾譯夾寫的日本作家素描,諸如〈《伊豆の踊子》作者川端康成孤僻獨特〉、〈一代才女林芙美子〉刊載在看名字會以為是兒童讀物的《益智半月刊》;〈一封新近發現的川端康城舊書簡〉、〈水上勉父子相逢〉發表在流行文化刊物《號外》;還有明顯不屬於文學類的刊物:《電影雙周刊》刊登的那篇〈淺談日本女性〉……這些,都不見於資料庫。因此,如果用純文學的有色眼鏡來看沈西城,則情況必然類同數十年前大眾看民國時期周瘦鵑、包天笑這些所謂鴛鴦蝴蝶派的作家,因為寫愛情、偵探,就等於不入流。然而,這真的是事實嗎? 〈《伊豆の踊子》作者川端康成孤僻獨特〉發表於一九七六年一月《益智半月刊》第一期 〈水上勉父子相逢〉發表在一九七七年九月《號外》第十三期 翻譯,靠苦學,是可以做到。可是,與作家訪問,就純粹是機緣。比較多人知道西城叔叔曾親身訪問松本清張(文章見《梅櫻二集》),訪問稿更已被譯成日文:松本清張氏の印象記,刊登在學術期刊《松本清張研究》二〇一四年第十五號,他寫松本清張的文章自然也就比較多,例如本書收錄的〈松本清張二三事〉、〈松本清張也曾遭白眼〉。而他那篇〈松本清張談推理小說之文學性娛樂性〉則翻譯自權田萬治的《宿命的美學》。權田這部書,網上僅見「中文百科」網站提及過,如果說華文世界最早讀過整部書稿的,恐怕沈西城即使不是第一,也一定是前十。 可是,西城叔叔訪問過的作家並不是只有松本清張一人。〈中村真一郎先生印象記〉前面是記敘與中村先生見面的片段,後面則是正正經經的訪談。中村真一郎以文學評論知名,對華語讀者來說,屬於比較冷門的類型,自然知者不多。這篇訪談雖然不長,但是卻明確表達了中村對文學的觀點:「所謂感情傳統,可以說是一種抒情精神,這是日本文學傳統的中心,沒有這樣的根,寫出來的東西便無法表達出日本人民的感情。」換言之,文學要有傳統的根,即「尊古」,但同時不要「仿古」:「我從來不贊成一個時代的文學要進行什麼復古運動。我個人自然尊重傳統,但每一個時代都有它本身的文章風格,不必向過往認同。」在中村真一郎的眼中,在當代日本寫作,重要的不是模仿傳統文學的主題或者形式,而是能傳承那些經典作品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中村真一郎先生印象記〉原刊一九七八年五月《當代文藝》第一五〇期 當然,訪問作家,有成功,也會有失敗的案例。《梅櫻二集》已提過他曾約見井上靖不過,在〈松本清張也曾遭白眼〉也有記述:「說來湊巧,我跟松本先生一樣,也曾受過井上的白眼。」被拒絕的滋味當然不好受,但是這不就說明了西城叔叔確實在日本文學下過苦功,做過不少在香港(更或者是兩岸三地)而言是獨家的訪問。 翻譯是溝通兩地文化必要的橋樑,訪問是了解作家寫作動機與理念的重要文獻,更不要說對作家的簡述、筆記、報道,這些都是歷來備受肯定的文化工作。既然在四五十年前,西城叔叔確實已經交出一份足夠亮麗的成績單,那要是再說他「浪蕩」,甚至「胡混」,似乎說不過去吧。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日 文章刊登於《明報月刊》2025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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