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被譽為「台灣現代詩啟發者」的詩人瘂弦於溫哥華時間10月11日逝世,享年92歲。
今日,與大家分享一篇原明報月刊總編輯現任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先生(以下簡稱「潘」)於2017年底在美國愛荷華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創立五十周年活動時對瘂弦的專訪節選。在這篇專訪中,瘂弦分享了他對文學與編輯的獨到見解。
瘂弦憶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潘:你是第一屆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當時的情況是怎樣,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瘂:我有一篇文章寫IWP(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成立之前,當時主要是英文系,有很多學文學的人,他們也是作家,大家來修學分、拿學位,與後來各國作家來交流的情況不太一樣,後來更集中、更有特色,難度也更高。第一屆有七個人參加,時間是一年,以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和聶華苓為中心,整個活動都是他們親自去做的,當時人與人的關係很密切,大家每天在一起都像好朋友一樣,氣氛就跟我們這幾天一樣,只是人數比較少。關係跟大學裏上課見面,平時沒有來往的師生關係是完全不同。安格爾的個人特徵就是熱情,他對作品的熱愛、對作家的生活、內心世界、面對的難題都十分了解,最通情,他本身就有個人魅力。安格爾的婚姻不幸福,第一位夫人不是很平凡,他們有一個稱作「石城」用石頭蓋的房子,後來他太太把它燒掉了。
潘:在愛荷華這一年有什麼活動?期間有什麼作品?
瘂:大家都在閉門寫作,我們都住在Iowa House,還有的是住自己租的房子、小閣樓。那時候我看很多書,在聶華苓家裏有很多書,好像發現了寶藏一樣,我非常沉迷三十年代台灣一律列為禁書的那一部分,我便用手抄的方式把書抄下來。那時候我已經寫了不少理論、詩論,有一本專書叫做《記哈客詩想》。另外,我寫序言的規模比較大,把自己對文學的認識都借題發揮,放在序裏,所以序離開書也是一篇文章。我寫的序結集起來已經出版了好幾本了,等於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展示我的文學看法,盡量發揮,也把自己的想法摻和進去。有些一般的簡單的序,說完這本書就算,我們的便是鋪張得比較大,藉寫序來建立一下自己的新認識。透過序言可以有彼此的互動、交心、碰撞。
潘:一九六七年以後還有來愛荷華嗎?你對IWP整個發展有什麼感受?
瘂:之後來過兩次,我覺得學文學、學文學理論的人,都有思想的交流,像IWP的組織人是作家,來的人也是作家,作家之間有心靈的溝通,他們變成好朋友、文學的同志,跟老師教、學生學習,下課之後各自各生活的情況不一樣,是真正心靈的交流。
瘂弦對華文文學的前景感到樂觀,我們通過文學,由海外集結而來的個體中國人,我們做的夢都一樣、想法都一樣。
漢字盛載倫理與文化思想
潘:我們回到這次IWP的主題「一種漢語,多種中國文學」,就你發表的那段講話,你對華文文學的前景比較樂觀?
瘂:是的,你看我們通過文學,由海外集結而來的個體中國人,我們做的夢都一樣、想法都一樣,我們的文字帶着思想、倫理色彩、濃厚文化,只要你進入這個文字,中國的倫理思想通通進來。從甲骨文下來,像圖畫一樣,跟拼音文字不同。你看現在大陸很多的老外學中文以後,行止、思想、打扮都是中國人的樣子。漢字背後有故事、有思想、有倫理色彩,有整個文化呼吸的空間。有人用法文寫作,但他內容跟法國完全沒有關係,只是工具性的使用。而海外的華僑只要用漢字寫作,跟中華母土的情感關係便會越來越濃厚。
潘:當今有個問題,現在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所用的很多漢字都是簡體字,簡體字很難看到字體背後的故事,你對繁體字和簡體字有什麼意見?
瘂:我是反對簡體字的,當時電腦還未出現,現在電腦上按一個鍵就可以轉換了。但是當時他們覺得中國是一個積弱的國家,文盲這麼多,學習漢字很困難,所以把它簡化,這是一個簡單的純科學想法,其實我們有時候寫簡體字跟繁體字差不了多遠。當時的決定有點粗糙,沒有預視到後來電腦的發展,所以現在也沒辦法回頭了。
潘:現在關於華文文學有個爭論,王德威覺得華文文學這個說法不對,西方有法語文學、英語文學,應該說華語文學,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瘂:我覺得這都是廣義的定義,當你看到華文文學的時候,便說明華文、華語之間的關係,寫下來便是華文,說出來就是華語,其實也沒有太大分別。自新文學運動、白話文學之後,好幾次的華文變化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現象,發展一種語言一定有新生的力量,才不會落後。文字要裝載很多新的事物,新的事物在不斷出現,所以一定有所變化。語言是風,誰也管不了,這是自然的變化。
寫信邀稿並鼓勵年輕作家
潘:你在六十多年間辦了四本雜誌和編過報紙副刊,那麼你認為編輯跟作者的關係是怎樣?
瘂:一般編輯都是打電話跟作者聯絡,但我都是寫信,覺得寫信更加親切,我寫信又快又簡單。寫信代表着人情的親和力量,比如說大陸兩岸開放以後,我主動邀請大陸老一輩的作家,我少年時代讀過他們的東西,之後禁書沒得再看,現在開放了我便邀請他們撰稿,很多老前輩的手稿都拿到了,對我來說是非常滿意的,也覺得非常榮耀的。
潘:現在的編輯好像跟你的觀念不一樣?
瘂:現在的編輯覺得他們是有權力的,而我們當時使用傳教的方式來傳這個「教」。比如說有個年輕人寫得不錯,但報社把稿子退了,我會給他一封簡單的信,我說你的稿子已經到了發表的邊緣,往前推一步便可以發表了,中南部還有很多報刊都很好,你先從中南部,再揮軍北上,不要急,你很有希望。我寫封鼓勵的信,他很感動。當時我還複印辦公室裏所有台灣的報刊雜誌地址、電話、主編姓名,還有文學家通通都寄給他。李瑞騰給我取個名:「瘂弦就是儒編。」儒家的編者。有時候有一個老師的鼓勵,我們一輩子都會記得,所以我常常寫,現在有好幾千封信在中央圖書館正在整理,把它電腦化,除了寄給名家以外,還有與文藝青年的鼓勵往來,像傳教一樣。他們想一個編輯這麼忙,還會寫信給我,會很感動。我們好像在播種一樣,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個人說:「王主編,當時寫信給我,你寫的幾句話到現在我也不會忘記。」我說我寫了什麼話都忘記了,他說:「你跟我講,當幸運之神敲你的門時,最大的悲劇是你還沒有準備好,他是不會久等的。」
潘:文字工作是非常艱巨,金庸對文字嚴謹,對《明報》的編輯有一個習慣,溝通、下指示不是通過對談,而是全用紙條的。《明報月刊》金庸每一期都看,一看就知哪個是異體字,在紙條上說作者有寫異體字,你需要糾正出來,可以看到老一輩的文化人對文字的認真。
瘂:跟你講一件事,我們小時候鄉下沒有紙張,小孩子上廁所會用樹葉來擦乾淨,從來不敢用紙來擦,特別是有了字的紙不可以亂用,嚴格得不得了。
潘:這就是「敬惜字紙」的成語來源。葉聖陶先生本身做過編輯、校對,也做過出版,他也是很嚴謹的,有次在北京看到他,他說現在的報紙、出版物,看到很多錯字,文句不通。
瘂:編輯對文字要把握得很準,不是亂來的。另外,我們的日記、信件都留下來,將來有相當身份的時候,便變得很有價值,將來存在一個很適合的地方,永遠保存,因為會變成文獻。
潘:我也收集了接近一千封作家來往書信,書信比公開文章寫得比較開放,他們當你是朋友,在信裏什麼話都講出來了,如果寫文章便不好講了。
瘂:寫信時留一個底稿,像胡適也會留底稿,他信特別多,那時候沒有影印機,看完之後要還給他,因為還未有留底,留底後再會寄給收信的人。有時候你們自己的手稿、日記,也要印出來,留下文獻,可以從一些小地方,看當時的大時代。將來你退休了,可以在兩岸成立一個編輯學會什麼的,我也來參加當會員吧。
瘂弦認為學文學、學文學理論的人,都有思想的交流,像IWP 的組織人是作家,來的人也是作家,作家之間有心靈的溝通,他們變成好朋友、文學的同志。圖為參加IWP 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華人作家,後排左起:王曉藍、李笛安、董啟章、畢飛宇、顏忠賢、劉偉成。前排左起:瘂弦、聶華苓、聶華苓妹妹、潘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