瓊瑤,這位華語文壇的傳奇作家,以其細膩、唯美、浪漫的愛情小說感動了無數讀者。她的作品不僅在台灣掀起了文學和影視的熱潮,還深深影響了香港的文藝與文化。香港這座中西文化交融的城市,成為瓊瑤事業的重要舞台和作品傳播的關鍵節點。瓊瑤與香港的淵源,不僅僅是一段區域性的聯繫,更是華語文學、影視與大眾文化之間相互交織的故事。 瓊瑤。(網絡圖片)瓊瑤作品在香港的傳播:文學的共鳴 瓊瑤的文學創作始於上世紀60年代,而她的第一部小說《窗外》出版後,很快就通過台灣和東南亞的華人圈傳入香港。從那時起,瓊瑤的名字便在香港讀者中廣為人知。瓊瑤的小說以細膩的情感描寫、糾葛的愛情故事和詩意的語言著稱,與當時香港社會的文化氛圍不謀而合。 上世紀60至70年代,香港正處於經濟快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加速的時期,社會的變化帶來了人們在情感和精神層面的空虛與渴望。瓊瑤的作品,恰好填補了這一時代的需求。她的經典小說如《煙雨濛濛》《幾度夕陽紅》《庭院深深》等,成為香港書店暢銷的文學作品。尤其是年輕女性,她們在瓊瑤的故事中找到了對愛情的憧憬和對自由選擇的嚮往。 瓊瑤的《窗外》。(圖源:騰訊視頻)瓊瑤的小說還引發了香港文學市場對「言情小說」這一類型的狂熱追捧。她的成功不僅讓香港讀者更加關注台灣文學,也直接帶動了香港本地言情小說的發展。許多香港作家深受瓊瑤風格的影響,甚至模仿她的筆觸,開創了香港自己的言情文學潮流。 瓊瑤與香港影視:跨區域的合作與輝煌 如果說瓊瑤的小說在香港掀起了閱讀熱潮,那麼她的影視改編作品則將她的影響力推向了高峰。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瓊瑤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和電視劇,其中許多作品都由香港團隊參與製作,甚至直接在香港拍攝和上映。這些影視改編,不僅將瓊瑤的作品帶到了更廣泛的觀眾面前,也成為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 瓊瑤與香港電影界的合作始於上世紀70年代。彼時,香港電影業正處於黃金時期,而瓊瑤的小說以其鮮明的情感張力和戲劇性,為電影改編提供了豐富的素材。香港導演李翰祥率先將瓊瑤的小說《煙雨濛濛》改編成電影,主演林青霞、秦漢和秦祥林的「瓊瑤三劍客」組合迅速走紅。這部電影在香港票房大獲成功,成為瓊瑤作品與香港電影聯姻的開端。 鄭少秋主演瓊瑤劇《煙雨濛濛》中的何書恒。(網絡圖片)1976年,香港TVB導演招振強拍攝了一部20集的電視劇《心有千千結》,也改編自瓊瑤同名小說。 隨後,瓊瑤的其他小說如《在水一方》《彩雲飛》《我是一片雲》等,紛紛被改編成影片。這些電影在香港上映後,不僅票房火爆,更在觀眾中掀起了對瓊瑤式愛情的狂熱追捧。林青霞等演員也因為出演瓊瑤電影而成為香港乃至整個華語世界的「女神」級人物。 進入80年代後,香港的瓊瑤熱潮從電影擴展到電視劇。瓊瑤的小說被改編成一部部電視劇,在香港電視台播放,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之作。《庭院深深》《幾度夕陽紅》《一簾幽夢》等劇集,常常引發收視熱潮,成為當時電視觀眾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瓊瑤電視劇的成功不僅歸功於小說本身的魅力,還與香港影視團隊的創作和製作密不可分。香港的導演、編劇和演員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使作品在忠於原著的同時也更加貼合香港觀眾的審美習慣。這種跨區域的合作,為瓊瑤作品的傳播注入了新的活力。 鐘鎮濤主演的《聚散兩依依》(圖源:搜狗百科)香港本地的文藝創作者也從瓊瑤的作品中汲取了靈感。瓊瑤式的唯美叙事和細膩情感,影響了香港的影視劇創作,甚至在商業廣告和流行音樂中也能看到瓊瑤風格的影子。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城市,是瓊瑤作品進入海外市場的重要窗口。瓊瑤的作品通過香港,進一步傳播到東南亞、日韓等地。在香港的推動下,瓊瑤的小說和影視劇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吸引了更多的國際讀者和觀眾。 晚年的回憶與懷念:瓊瑤對香港的深情 瓊瑤晚年曾多次提到她與香港的淵源。她對香港這個城市充滿感激,因為這裡不僅是她作品的重要市場,更是她創作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曾說:「香港觀眾的熱情和支持,讓我感到自己的作品有了更大的意義。」 儘管隨着時代的變遷,瓊瑤式的愛情故事逐漸退出主流,但在香港,瓊瑤的名字依然是浪漫與經典的象征。那些耳熟能詳的小說和電視劇,依然留存在幾代香港人的記憶中,成為時代的印記。 瓊瑤與香港的淵源,是一段關於文學、影視與文化的交織故事。她的作品通過香港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而香港也因為瓊瑤的作品,成為兩岸三地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樑。這種跨越時空的文化情緣,不僅見證了瓊瑤個人的創作成就,也記錄了一個時代的情感記憶。 瓊瑤與香港的故事,至今仍在延續。或許,在未來的某個時刻,當人們再次回望那個充滿浪漫與熱情的年代,瓊瑤與香港的淵源,將依然是華語文化中不可忽視的一頁。 文章來源:香港新聞網 作者:一林
《品賞》「創刊號」為不少讀書人關注,我們闢有名家手稿附冊:張愛玲電影劇本《魂歸離恨天》手稿,為廣大熱愛張愛玲的讀者所喜見、所樂聞。 新一期秋季號的附冊,是金庸、梁羽生的書信。這兩個新派武俠小說巨匠之間有很大的因緣。
左圖:《品賞》2024年秋季號目錄 ;右圖:《品賞》2024年秋季號附冊 我曾經說過,如果沒有梁羽生就沒有金庸,這決不是戲言,梁羽生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他比金庸先一年寫新派武俠小說,新派武俠小說這條路終是他開墾的,金庸是在一年後才開筆寫武俠小說。 一九五三年,太極拳掌門人吳公儀與白鶴拳武術大師陳克夫約同打擂台比武,因香港法律禁止武術決鬥,兩人只好移師澳門打擂台,消息傳來,轟動的不光是武林中人,還有好熱鬧的觀眾,香港就有幾萬人湧到澳門觀看。 當年《大公報》副老總、《新晚報》老總羅孚(羅承勳)靈機一動,約請在《新晚報》當副刊編輯的陳文統(即筆名梁羽生)寫以武術為題材的小說。梁羽生第一部新派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首先在《新晚報》披載,一炮而紅。 梁羽生成名後,其他報章紛紛約稿,他有點應接不暇。羅孚後來想到家學淵源深厚的查良鏞,敦請他寫武俠小說。查良鏞時任《大公報》的時事翻譯員,同時在《大公報》副刊及《新晚報》副刊寫電影隨筆,頗受讀者歡迎。 查良鏞是應命而寫新派武俠小說的,他以金庸筆名初試啼聲,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一鳴驚人,這已是在梁羽生寫《龍虎鬥京華》以後的事。 若論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人,非梁羽生莫屬,金庸是後來者,可惜很多人不知道箇中關節。提到新派武俠小說,非金庸莫屬,對梁羽生這個新派武俠小說的先驅不置一詞,是有欠公允的。 著名武俠小說研究者陳墨寫道:「梁羽生所寫的,是文人武俠,金庸所寫,是小說家的武俠。」 惟其如此,梁羽生的文風更傾向傳統手法,金庸的小說筆觸,可以天馬行空,前者文筆似明清筆記的典雅清麗;後者摒除一切拘牽,著眼傳奇,情節離奇曲折為尚。 金庸武俠小說很快便後來居上,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態勢。論者說起新派武俠小說也以金庸在先,梁羽生為後次序。 最令人費解的是,連梁羽生化名寫的《金庸梁羽生合論》其排序也以金庸為先,自我矮化,作為旁觀者也就沒話可說。 陳墨與梁羽生、金庸均熟稔,也寫過他們作品的評論文章。他對梁金的月旦,自出機杼。他寫道:「梁先生的天資、才華、學識都不在金庸先生之下;而詩詞楹聯的創作水平、鑒賞才能、學養深度,金庸先生更是望塵莫及。」「但金庸先生勇於獨立、樂於傳奇、善於經營,梁先生顯然有所不及。」 魯迅有道:「近來有一句常論,是『舊瓶裝新酒』,這其實是不確的,舊瓶可以裝新酒,新瓶也可以裝舊酒。」新派武俠小說與舊派武俠小說之別,只是一個字「新」。武俠小說這個舊瓶,給裝上新的酒,所以新酒是否比舊酒好,端視乎釀酒師的本領。本領高,新酒當然比舊酒的醇厚更有過之,否則恰恰相反,梁金新派武俠小說的優劣也是一樣的道理。這只是作為一介新派武俠小說愛好者的觀點而已。 金庸在寫武俠小說之前,已有文名,他以不同筆名寫了不少電影隨筆。 那是五十年代初的一段日子。這些影話文章吸引了一個只有十三、四歲少女的眼球,引為偶像,以一個小粉絲的身份寫信給署名「林子暢」的作者並獲得覆信、約見。「林子暢」的本名是查良鏞。 那是還沒有筆名金庸的年代。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五年期間,這個小讀者一共收到查先生廿一封信。 小讀者不是別人,是著名文化人、作家陸離女士。她編過《中國學生週報》副刊,做過《文林》執行編輯等。 值茲八十五歲高齡的她,忽覺歲月流逝如水,打電話聯絡筆者,協商如何處理手頭上的信件,我建議她讓香港文學舘先做電子掃描妥存,以防日久變質,她表示贊同。後在我的力勸下,終於答應公開其中的四封信,並寫了一篇短文做註解。我請她寫一段作者簡介,她寫成小傳,後來又加了不少文字——大傳哉!內容不乏少人聞問的文史資料,可讀性頗高。 這是早年查良鏞先生的親筆的函件,難得一睹。
今期另有梁羽生寫給他的摯友、小說家金依(原名張初)和吳羊璧的信札,共八封,由金依的千金捐贈香港文學舘,也十分珍貴。 時代進入網絡化,文人寫稿不再像以往一樣,一筆一畫地爬格子,而是清一色用電腦寫稿;通信也不用寫信了,用「伊妹兒」(E-mail)或微信或臉書,既簡便又快捷。 書寫的年代已逐漸遠去,文人的信札、手跡已成為歷史陳跡。 作家在書信中所傳遞的信息不少是過去罕有公開的人與事,由此可以閱讀到作家創作的心跡和創作以外背後的故事,不乏文史價值。 二〇二四年九月
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聶華苓 「北京時間下午2:30, 我媽媽走了。」 昨日收到聶華苓的女兒王曉藍發來的噩耗,她的母親於北京時間10月19日下午2:30離開了人世。此時,身在韓國的我,心中不禁感到一陣沉重。聶華苓的離世,無疑是文壇的一大損失,她的道德文章如高山流水,永誌世間。 回想起今年6月21日,我的次女潘宇翔曾專程從西雅圖前往愛荷華探望她。當時,聶華苓的身體尚好,两人的交談仍能清晰地回憶起許多愛荷華的舊事,詎料四個月後仙逝。 女兒潘宇翔向我回憶道: 我今天下午開車到愛城。到了五月花樓,記得是旁邊一條小路開上山。找到那紅色的屋。按門鐘,一個黑人女子走下來。我對她說來探Mrs. Engle,但她對我說聶阿姨在午睡,叫我晚上再來。 我告知我開了兩小時車到,沒法等到晚上。她回去看說聶阿姨已醒。我把父親和我的名字在紙上,請她給聶阿姨。 就是這樣我進去了。聶阿姨不記得我了,但是她完全記得父親,她說有些朋友永遠記得。 我給她看上次五十周年父親和她的合照,也把家中近況告訴她,她很開心地問:「你爸爸最近是否有新作品出版?」她接着回憶說,「他人很好,頭腦也很好,代我問候他。」 坐了一個半小時,我便開車回Des Moine 首都了。 潘宇翔(右)與聶華苓(左)合影 誠然,有些朋友會永遠記得。 聶華苓1925年出生於武漢,1949年定居台北,並從事創作。1960年加入雷震創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擔任藝文版主編,直至該刊被迫停刊。1963年與訪華的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於酒會相識,受其邀請赴美訪問,隔年即定居美國,任教於愛荷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Iowa),兩人並於1971年結婚。聶華苓與保羅・安格爾於1967年創辦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透過「愛荷華作家工作坊」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以期促成創造性寫作,對國際文化交流貢獻卓著。中國內地的莫言、茹志鵑、王安憶、余華、蘇童等人,中國台灣的瘂弦、王禎和、陳映真、七等生等人,中國香港的潘耀明、韓國的許世旭等等都曾參加過這計劃。 聶華苓著有《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紅》、《千山外,水長流》等二十餘部作品,部分作品已被譯成英、意、葡、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韓國等版本。1990年,小說《桑青與桃紅》英文版獲頒「美國書卷獎」、2009年獲頒馬來西亞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2012年香港導演陳安琪推出傳記電影《三生三世聶華苓》紀錄其傳奇的文學人生。
「编者按」 被譽為「台灣現代詩啟發者」的詩人瘂弦於溫哥華時間10月11日逝世,享年92歲。 今日,與大家分享一篇原明報月刊總編輯現任香港文學舘舘長潘耀明先生(以下簡稱「潘」)於2017年底在美國愛荷華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創立五十周年活動時對瘂弦的專訪節選。在這篇專訪中,瘂弦分享了他對文學與編輯的獨到見解。 瘂弦憶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 潘:你是第一屆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當時的情況是怎樣,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瘂:我有一篇文章寫IWP(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成立之前,當時主要是英文系,有很多學文學的人,他們也是作家,大家來修學分、拿學位,與後來各國作家來交流的情況不太一樣,後來更集中、更有特色,難度也更高。第一屆有七個人參加,時間是一年,以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和聶華苓為中心,整個活動都是他們親自去做的,當時人與人的關係很密切,大家每天在一起都像好朋友一樣,氣氛就跟我們這幾天一樣,只是人數比較少。關係跟大學裏上課見面,平時沒有來往的師生關係是完全不同。安格爾的個人特徵就是熱情,他對作品的熱愛、對作家的生活、內心世界、面對的難題都十分了解,最通情,他本身就有個人魅力。安格爾的婚姻不幸福,第一位夫人不是很平凡,他們有一個稱作「石城」用石頭蓋的房子,後來他太太把它燒掉了。 潘:在愛荷華這一年有什麼活動?期間有什麼作品? 瘂:大家都在閉門寫作,我們都住在Iowa House,還有的是住自己租的房子、小閣樓。那時候我看很多書,在聶華苓家裏有很多書,好像發現了寶藏一樣,我非常沉迷三十年代台灣一律列為禁書的那一部分,我便用手抄的方式把書抄下來。那時候我已經寫了不少理論、詩論,有一本專書叫做《記哈客詩想》。另外,我寫序言的規模比較大,把自己對文學的認識都借題發揮,放在序裏,所以序離開書也是一篇文章。我寫的序結集起來已經出版了好幾本了,等於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展示我的文學看法,盡量發揮,也把自己的想法摻和進去。有些一般的簡單的序,說完這本書就算,我們的便是鋪張得比較大,藉寫序來建立一下自己的新認識。透過序言可以有彼此的互動、交心、碰撞。 潘:一九六七年以後還有來愛荷華嗎?你對IWP整個發展有什麼感受? 瘂:之後來過兩次,我覺得學文學、學文學理論的人,都有思想的交流,像IWP的組織人是作家,來的人也是作家,作家之間有心靈的溝通,他們變成好朋友、文學的同志,跟老師教、學生學習,下課之後各自各生活的情況不一樣,是真正心靈的交流。 瘂弦對華文文學的前景感到樂觀,我們通過文學,由海外集結而來的個體中國人,我們做的夢都一樣、想法都一樣。 漢字盛載倫理與文化思想 潘:我們回到這次IWP的主題「一種漢語,多種中國文學」,就你發表的那段講話,你對華文文學的前景比較樂觀? 瘂:是的,你看我們通過文學,由海外集結而來的個體中國人,我們做的夢都一樣、想法都一樣,我們的文字帶着思想、倫理色彩、濃厚文化,只要你進入這個文字,中國的倫理思想通通進來。從甲骨文下來,像圖畫一樣,跟拼音文字不同。你看現在大陸很多的老外學中文以後,行止、思想、打扮都是中國人的樣子。漢字背後有故事、有思想、有倫理色彩,有整個文化呼吸的空間。有人用法文寫作,但他內容跟法國完全沒有關係,只是工具性的使用。而海外的華僑只要用漢字寫作,跟中華母土的情感關係便會越來越濃厚。 潘:當今有個問題,現在在美國和很多西方國家所用的很多漢字都是簡體字,簡體字很難看到字體背後的故事,你對繁體字和簡體字有什麼意見? 瘂:我是反對簡體字的,當時電腦還未出現,現在電腦上按一個鍵就可以轉換了。但是當時他們覺得中國是一個積弱的國家,文盲這麼多,學習漢字很困難,所以把它簡化,這是一個簡單的純科學想法,其實我們有時候寫簡體字跟繁體字差不了多遠。當時的決定有點粗糙,沒有預視到後來電腦的發展,所以現在也沒辦法回頭了。 潘:現在關於華文文學有個爭論,王德威覺得華文文學這個說法不對,西方有法語文學、英語文學,應該說華語文學,你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瘂:我覺得這都是廣義的定義,當你看到華文文學的時候,便說明華文、華語之間的關係,寫下來便是華文,說出來就是華語,其實也沒有太大分別。自新文學運動、白話文學之後,好幾次的華文變化我覺得是非常好的現象,發展一種語言一定有新生的力量,才不會落後。文字要裝載很多新的事物,新的事物在不斷出現,所以一定有所變化。語言是風,誰也管不了,這是自然的變化。 寫信邀稿並鼓勵年輕作家 潘:你在六十多年間辦了四本雜誌和編過報紙副刊,那麼你認為編輯跟作者的關係是怎樣? 瘂:一般編輯都是打電話跟作者聯絡,但我都是寫信,覺得寫信更加親切,我寫信又快又簡單。寫信代表着人情的親和力量,比如說大陸兩岸開放以後,我主動邀請大陸老一輩的作家,我少年時代讀過他們的東西,之後禁書沒得再看,現在開放了我便邀請他們撰稿,很多老前輩的手稿都拿到了,對我來說是非常滿意的,也覺得非常榮耀的。 潘:現在的編輯好像跟你的觀念不一樣? 瘂:現在的編輯覺得他們是有權力的,而我們當時使用傳教的方式來傳這個「教」。比如說有個年輕人寫得不錯,但報社把稿子退了,我會給他一封簡單的信,我說你的稿子已經到了發表的邊緣,往前推一步便可以發表了,中南部還有很多報刊都很好,你先從中南部,再揮軍北上,不要急,你很有希望。我寫封鼓勵的信,他很感動。當時我還複印辦公室裏所有台灣的報刊雜誌地址、電話、主編姓名,還有文學家通通都寄給他。李瑞騰給我取個名:「瘂弦就是儒編。」儒家的編者。有時候有一個老師的鼓勵,我們一輩子都會記得,所以我常常寫,現在有好幾千封信在中央圖書館正在整理,把它電腦化,除了寄給名家以外,還有與文藝青年的鼓勵往來,像傳教一樣。他們想一個編輯這麼忙,還會寫信給我,會很感動。我們好像在播種一樣,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個人說:「王主編,當時寫信給我,你寫的幾句話到現在我也不會忘記。」我說我寫了什麼話都忘記了,他說:「你跟我講,當幸運之神敲你的門時,最大的悲劇是你還沒有準備好,他是不會久等的。」 潘:文字工作是非常艱巨,金庸對文字嚴謹,對《明報》的編輯有一個習慣,溝通、下指示不是通過對談,而是全用紙條的。《明報月刊》金庸每一期都看,一看就知哪個是異體字,在紙條上說作者有寫異體字,你需要糾正出來,可以看到老一輩的文化人對文字的認真。 瘂:跟你講一件事,我們小時候鄉下沒有紙張,小孩子上廁所會用樹葉來擦乾淨,從來不敢用紙來擦,特別是有了字的紙不可以亂用,嚴格得不得了。 潘:這就是「敬惜字紙」的成語來源。葉聖陶先生本身做過編輯、校對,也做過出版,他也是很嚴謹的,有次在北京看到他,他說現在的報紙、出版物,看到很多錯字,文句不通。 瘂:編輯對文字要把握得很準,不是亂來的。另外,我們的日記、信件都留下來,將來有相當身份的時候,便變得很有價值,將來存在一個很適合的地方,永遠保存,因為會變成文獻。 潘:我也收集了接近一千封作家來往書信,書信比公開文章寫得比較開放,他們當你是朋友,在信裏什麼話都講出來了,如果寫文章便不好講了。 瘂:寫信時留一個底稿,像胡適也會留底稿,他信特別多,那時候沒有影印機,看完之後要還給他,因為還未有留底,留底後再會寄給收信的人。有時候你們自己的手稿、日記,也要印出來,留下文獻,可以從一些小地方,看當時的大時代。將來你退休了,可以在兩岸成立一個編輯學會什麼的,我也來參加當會員吧。 瘂弦認為學文學、學文學理論的人,都有思想的交流,像IWP 的組織人是作家,來的人也是作家,作家之間有心靈的溝通,他們變成好朋友、文學的同志。圖為參加IWP 五十周年紀念活動的華人作家,後排左起:王曉藍、李笛安、董啟章、畢飛宇、顏忠賢、劉偉成。前排左起:瘂弦、聶華苓、聶華苓妹妹、潘耀明。
黃仁逵:在文字與畫筆間游走的藝術家
黃仁逵,一位在香港文化圈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以其多元化的藝術才能和獨特的創作視角,為香港的文學和視覺藝術領域帶來了豐富的貢獻。從電影美術指導到文學創作,再到繪畫藝術,黃仁逵的藝術生涯橫跨多個領域,展現了他對藝術的全方位探索和深刻理解。 黃仁逵是誰? 黃仁逵,又名阿鬼,是一位多才多藝的香港藝術家。他的藝術生涯起始於繪畫,後來擴展到電影美術指導、文學創作等多個領域。黃仁逵曾在法國巴黎國立藝術高級學院學畫,這段經歷對他的藝術觀念和創作方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回港後,他一直從事藝術創作,同時亦作為樂隊迷你噪﹙Mininoise﹚的一員活動。 黃仁逵認為,藝術創作不僅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種生存態度。他強調,真正的藝術家應該超越「藝術家」這個身份的束縛,專注於創作本身,追求藝術與生活的融合。 電影與美術指導 在電影領域,黃仁逵以其獨特的美學視角和創新精神聞名。他曾參與多部電影的美術指導工作,其中包括了許多經典作品如《女人四十》《秋天的童話》等。1987年,他憑藉爾冬陞導演的處女作《癲佬正傳》獲得了第6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獎項,奠定了他在電影美術領域的地位。 黃仁逵回憶道,在《七小福》的製作中,他找到了特別的親切感,因為電影中的年代正好是他的童年時期。這種個人經歷與專業創作的結合,使得他的作品更具深度和真實感。 黃仁逵代表作 《眼白白》 《眼白白》是黃仁逵第二本結集作品。當中〈水平線〉一輯有描寫透過日常景象與視藝元素,探討了觀看與創作的關係。黃仁逵以榕樹和水平線作為比喻,展示了瞬間的靜謐與動態之間的對比。他對水平線的描述,從藝術的審美延伸至現實的深刻反思,特別是通過水杯與大海的聯繫,展現了生命的脆弱與自然的力量。最後,儘管自然界的殘酷,平靜的水平線仍然吸引著人們回來觀賞,暗示著對美的永恆追求。 新書《天一半地一半》 2023年出版的《天一半地一半》是黃仁逵的又一力作。這本書收錄了他2015年至2017年間在「端傳媒」的同名專欄文章,並配有英文翻譯。黃仁逵在書中運用了電影般的畫面感,將繪畫元素巧妙地融入文字之中,創造出獨特的閱讀體驗。 黃仁逵解釋道,「天一半地一半」這個概念體現了創作過程中的「意猶未盡」與「詞不達意」。他認為,創作是一種必然的掙扎,是在既有框架中尋求突破的過程。 個展《繪畫黄仁逵》 去年,黃仁逵舉辦了個人畫展《繪畫黄仁逵》,展出了他多年來的繪畫作品。其中,《400筆》系列是一個長達近二十年的創作項目。這個系列的靈感來源於法國諺語「四百擊」,意指少年在成長過程中會犯下許多錯誤。 黃仁逵認為,藝術創作應該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他說:「如果一個人變了,但作品卻一成不變,那可說得通嗎?」這種不斷自我挑戰和突破的態度,正是黃仁逵藝術創作的核心理念。 總的來說,黃仁逵是一位不斷探索、勇於突破的藝術家。無論是在電影美術、文學創作還是繪畫藝術領域,他都展現出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力。他的作品不僅反映了他對藝術的理解,更體現了他對生活的態度和對人性的思考。黃仁逵的藝術之路,正如他的創作一樣,充滿了挑戰、探索和不斷的自我更新。
引言 …
在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領域中,李歐梵無疑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名字。作為一位享譽國際的學者、作家和文化評論家,李歐梵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力,為我們打開了理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新窗口。本文將帶您深入了解這位跨文化知識分子的生平、著作及其對學術界的重要貢獻。 李歐梵是誰? 李歐梵的生平經歷本身就是一部跨越東西方的文化傳奇。他1939年生於河南省太康縣。1961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1962年,他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學攻讀比較文學,並於1970年獲得哈佛大學的歷史及東亞語文碩士及博士學位。 自此,李歐梵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先後執教於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等多所世界頂尖學府。2004年,他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 李歐梵的學術背景和人生經歷賦予了他獨特的文化視角。他精通中英文,對東西方文化都有深刻的理解,這使他能夠以一種跨文化的視角來審視和解讀中國文學與文化。 李歐梵代表作 《上海摩登》 《上海摩登》是李歐梵最為知名的著作之一,首次出版於1999年。這部作品以20世紀30-40年代的上海為背景,深入探討了當時上海的文學、電影、報刊等文化現象。李歐梵通過細緻的文本分析和歷史考察,生動地描繪了一個充滿活力、矛盾和創新的「摩登」上海。 這本書的獨特之處在於李歐梵將上海的現代性置於全球化的視野中進行考察。他認為,上海的現代性不僅是對西方的模仿,更是一種本土與外來文化交融的產物。《上海摩登》的出版不僅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討論,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近代中國文化的視角。 《我的二十世紀》 《我的二十世紀》是李歐梵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於2023年出版。這本書既是李歐梵的回憶錄,也是他對20世紀中國文化變遷的深度思考。在書中,李歐梵以自己的生平經歷為線索,回顧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重大事件和思潮變遷。 這部作品的可貴之處在於李歐梵將個人經歷與時代變遷緊密結合,通過自己的視角為讀者呈現了一個鮮活的20世紀中國文化圖景。他對文學、電影、音樂等多個文化領域的深入探討,不僅展現了他作為學者的深厚功力,也反映了他作為文化人的廣泛興趣和獨特見解。 李歐梵在中大 2004年,李歐梵應邀出任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講座教授,這標誌着他學術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在中大的十五年間,李歐梵不僅致力於教學和研究工作,更為推動中國文化研究的國際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中大期間,李歐梵主持了多個重要的研究項目,如「文學、電影與文化記憶」、「近現代中國文學與文化史」等。這些項目不僅推動了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也培養了一批優秀的青年學者。 李歐梵在中大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推動了跨學科研究。他積極倡導文學研究與其他學科如歷史學、社會學、文化研究等的交叉融合,為中國文學研究開闢了新的路徑。 此外,李歐梵還在中大主持了多場國際學術會議,邀請海內外學者齊聚一堂,討論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前沿問題。這些活動大大提升了香港中文大學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也為中國文化研究的國際化做出了重要貢獻。 結語 李歐梵的學術生涯跨越了半個多世紀,他的研究範圍涵蓋了中國現當代文學、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等多個領域。作為一位跨文化的知識分子,李歐梵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力,為我們打開了理解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新視野。 他的代表作如《上海摩登》和《我的二十世紀》不僅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影響,也為普通讀者提供了重新認識中國文化的新視角。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更是推動了中國文化研究的國際化進程。 李歐梵的成就不僅體現在其學術研究上,更體現在他作為一個文化橋樑的角色上。他用自己的學識和見解,將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同時也將西方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引入中國文化研究,真正實現了文化的跨界交流。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李歐梵的跨文化視角和研究方法,為我們理解和研究中國文化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他的學術成就和文化貢獻,無疑將在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的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歷經數次遷徙,「南來作家」因其具有多元文化背景、敏銳的社會觀察和創新精神等特點,為香港文學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多樣性,他們為香港文學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出現了四批南下香港的作家,他們在香港這片土地撒下新文學的種子,注入新的養分,成為中國文學一支重要力量,文學史稱之為「南來作家」。 一、產生「南來作家」的歷史背景 「南來作家」源於抗日戰爭的爆發。「九一八事變」後,作家陸續遷往香港,其中許地山是較早的一位並創作第一部童話作品《螢燈》。「七七事變」及「八一三淞滬會戰」後,大批從上海、武漢等地撤出來的作家不斷南下香港,有蔡元培、郭沫若、巴金、茅盾、夏衍、蕭紅、郁達夫、戴望舒、司馬文森、葉君健、施蟄存、徐遲、歐陽山、馮亦代、蕭乾、葉淺予、林語堂、薩空了、陽翰笙、楊剛等。抵港後隨即掀起一波文化高潮,為凝聚力量、宣傳抗日,努力在香港建立起「中國的新文化中心」。 第二次「南來作家」的出現是抗戰結束後,為躲避戰火及國民黨反動勢力的迫害而再次前往香港,其中包括郭沫若、茅盾、葉聖陶、鄭振鐸、夏衍、邵荃麟、喬冠華、臧克家、吳祖光、司馬文森、袁水拍、黃谷柳、周而復等一大批進步作家。他們積極創辦報刊、興辦學校、創建進步文學組織,為反對內戰、建設新中國做出重要貢獻。 第三次「南來作家」則主要集中於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前後至五十年代。出於各種原因,一批作家離開大陸前往香港,如徐訏、劉以鬯、李輝英、張愛玲、曹聚仁、金庸、梁羽生、倪匡等。他們的到來為香港當代文學帶來了新的內涵。 吳羊璧手跡(潘耀明供圖)
徐訏書影(香港文學舘藏書) 《美國短篇小說新輯》1964年11月由(香港)今日世界社初版第四次「南來作家」主要指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末遷港的作家,包括陶然、東瑞、巴桐、王璞、顏純鈎、楊明顯等。他們的遷入,讓香港日益成為大陸與港澳台及海外聯繫的紐帶與橋梁。 二、「南來作家」的文學影響 「南來作家」在香港現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一九三五年,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行者,許地山為香港帶來了新文化的春風。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南下的作家們在香港積極從事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創作,宣揚民族獨立與革命精神,為香港文學注入了新的藝術養料和民族思想,也為香港當地培養了年輕的愛國文學生力軍,影響深遠。 1 香港文學組織的成立 為了更好地團結文藝工作者,香港文藝界成立了一大批文藝組織。一九三九年三月廿六日,﹁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成立;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國文化協進會」成立,在「抗戰文藝統一戰線」的口號下,這兩個團體為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外還有「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香港分會」、「文協香港分會文藝通訊部」、「旅港劇人協會」和「文藝通訊社」等。六、七十年代隨着香港經濟騰飛,香港逐漸成立一批具有全港性的文學組織,如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協會、香港文學藝術工作者聯盟等。這些組織積極推進香港作家同海內外的文化交流。 2 香港文學報刊的新階段 抗戰時期,﹁南來作家﹂將內地報紙帶至香港繼續刊發,包括《申報》、《立報》、《大公報》、《中華時報》和《國民日報》等數十份報紙,其中《大公報》副刊「文藝」由蕭乾、楊剛等先後主編,《立報》副刊「言林」和「小茶館」則由茅盾、薩空了、戴望舒等人主編。同時,「南來作家」還推動香港本地報紙文學副刊的創辦,《華商報》、《成報》、《珠江日報》、《工商日報》、《華僑日報》、《星島日報》、《星島晚報》、《星島周報》、《大眾日報》、《循環日報》、《華字日報》和《光明報》等紛紛開設文藝副刊,如由夏衍、陸浮主編的《華商報》副刊「燈塔」在宣揚革命,引領文藝新思潮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香港的文學刊物因為「南來作家」有了長足發展。三四十年代,《文藝陣地》、《筆談》、《文藝青年》和《青年知識》等幾十餘種文學期刊陸續在香港創辦,其中《文藝陣地》是香港文學史上第一本旗幟鮮明地宣揚抗戰文化的刊物,發表了張天翼《華威先生》和姚雪垠《差半車麥秸》兩篇影響極大的名作。南來作家與本地作家靠這些文學陣地,創作出一大批反映中國人民積極抗戰、熱愛和平、追求民族獨立與民主的文學作品。 3 名家與名作:香港文學的重要收穫 在三四十年代戰時語境下,諸多著名作家,如許地山、茅盾、蕭紅、端木蕻良、蕭乾、夏衍、戴望舒、袁水拍、陳殘雲、杜重、樓適夷、秦牧、馬國亮、黃谷柳、司馬文等,陸續在香港相對平靜環境中創作出代表作。如許地山的《玉官》(1939)、茅盾的《腐蝕》(1941)、蕭紅的《馬伯樂》(1941)與《呼蘭河傳》、端木蕻良的《人與土地》(1941)、駱賓基的《蕭紅小傳》(1946),夏衍的《春寒》(1941)。戴望舒的《元旦祝福》(1939)和《獄中題壁》(1942)、葉靈鳳的《能不憶江南》、黃慶雲的《中國小主人》、郭沫若的《洪波曲》(1948)以及秦牧的雜文,尤其是黃谷柳在抗戰勝利後在《華商報》連載的長篇小說《蝦球傳》更是名譟一時。 五十年代,張愛玲抵達香港後,先後創作兩部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並翻譯了《老人與海》、《愛默森選集》、《無頭騎士》和《小鹿》等作品。曹聚仁在《星島日報》專欄「南來篇」講述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化,其後,他在魯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等方面卓有成就,其著作有《魯迅評傳》、《魯迅年譜》、《我與我的世界》、《文壇五十年》和《聽濤室隨筆》。另有一九四九年初開始定居香港的司馬長風,在五十年代中期開始了文學史寫作,著有《中國新文學史》。 「南來作家手迹遺物」展(香港文學舘供圖)黃慶雲肖像(周蜜蜜供圖)三、 「南來作家」對香港本土作家的培養 「南來作家」十分注重對香港本土年青作家的培養。一九三九年八月,文協香港分會成立「文藝通訊部」,其目的就是要造就一支投身抗日救亡運動的香港本土作家,它十分注意培養香港文藝青年的思想素質和藝術水平。為此,「文藝通訊部」創辦《文藝青年》雜誌,還在《中國晚報》和《循環日報》開闢出副刊「文藝通訊」和「新 園地」,發表香港進步文學青年的作品。作家楊剛、袁水拍、黃繩、馮亦代等人常與香港青年作家舉行座談,與他們一起分析作品,談文學創作,指導他們的文學寫作。這些對於啟發文藝青年的文學創作,激發他們的創作熱情起到很好的引領作用。那一時期,香港湧現出侶倫、李育中、馮鐮昆、黃德華、沈邁、原野、岑卓雲、黃天石、林螢窗、楊奇、麥烽、彭耀芬等本土青年作家。一九四六年起,「南來作家」先後在香港創辦達德學院、南方書院培養愛國青年作家,常邀請著名進步作家為文學青年們講解文學創作的方法與技巧,香港本地青年作家沈野、丁清、李男力、陶冶、魯丙、琳清、浮生、廖源、葉楓、汪寒、戈陽等逐漸嶄露頭角。五十年代,隨着「南來作家」創辦諸多文學刊物,香港文壇活躍,陸續出現了一批作家,如舒巷城、夏易、南宮博、海辛、張君默、譚秀牧、王無邪、昆南、葉維廉等人。 四、促進香港本地獨特的文學創作 抗戰時期、解放戰爭時期,香港本土作家努力創作,逐漸找尋自己的定位。一九四七年,香港本地作家侶倫開始創作其代表作小說《窮巷》,反映了戰後人民渴望和平並邁向新生活的堅信與希冀,這是四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的拓荒性作品和奠基之作。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經過十多年的發展,開始逐漸形成自己較為獨特的文學風格與豐富的類型文學。五十年代中期,香港通俗小說逐漸繁榮,其作者大多是從內地前往香港的作家。以梁羽生、金庸為代表的香港新派武俠小說,以倪匡、張君默為代表的科幻小說,以阮朗、高旅、金東方為代表的歷史小說,以亦舒、李碧華為代表的言情小說成為香港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作家非常注重將中國傳統的文化、歷史、社會思想注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其中,梁羽生、金庸開創的新派武俠小說為香港文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梁羽生被稱為中國「新武俠小說」的開山鼻祖,他的《龍虎鬥京華》、《七劍下天山》、《草莽龍蛇傳》和金庸《書劍恩仇錄》、《射鵰英雄傳》相繼問世,在香港文學史上,逐漸形成一個以梁羽生、金庸為代表的虛構歷史武俠故事為內容的「新武俠小說流派」。該流派以梁羽生為開端,金庸為高潮。該流派摒棄了舊派武俠小說一味復仇與嗜殺的傾向,將「俠行」建立在正義、尊嚴、愛民的基礎上,提出「以俠勝武」的理念。香港武俠小說及其改編影視劇為讀者所鍾愛,影響不斷擴大,迅速輻射至世界各地。五十年代後期,作家倪匡以小說《呼倫池的微波》登上香港文壇。他早期也曾創作武俠小說《六指琴魔》和《浪子高達》,還代金庸寫過《天龍八部》。一九六二年,倪匡開始以「衛斯理」為筆名,在《明報》撰寫獨具特色的科幻小說《少年衛斯理》、《鑽石花》和《藍血人》等,為香港科幻小說的創作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除了通俗文學,以徐訏、徐速、李輝英、劉以鬯為代表的作家依舊堅持嚴肅文學的創作。一九五○年,徐訏移居香港。其後,他在小說、詩詞、散文、劇本、文學評論等方面均有建樹,其創作更追求人物內在的感受和體驗。他的《江湖行》洋洋灑灑六十餘萬字,不僅代表了他後期創作的成就,也是他傾其畢生經驗、感受和信念寫成的,寄託了他的最大心力。一九五○年秋,李輝英自長春移居香港。此後,他學習世界三大短篇小說作家歐·享利、契訶夫和莫泊桑,特別是對歐·亨利極具偏愛。他以香港為背景進行短篇小說的創作,他將自己的視野聚焦於香港社會的各個側影。一九五三年,徐速創作了小說《星星·月亮·太陽》,在香港文壇影響極大。劉以鬯的《酒徒》是一部極具代表性的香港小說。小說以主人公「我」的意識作為基本題材,以「我」的醉與醒、醒與醉,從現實到夢幻,再從夢幻到現實的一種循環形式進行。小說從裏到外展示了「我」對社會、對人類、對人生,甚至是對自己的絕望,他雖不滿一切,但無力抗爭,只能以醉酒逃避和麻醉自己對真相的瞭解,對現實世界的意識,但醉後總有醒時,要完全做到這一點,就只有死亡。《酒徒》發表後被譽為「中國首部意識流長篇小說」,劉以鬯也因此成為最能代表香港的當地小說家。 阮朗與高旅在這一時期先後創作出各自的重要代表作。阮朗的歷史小說《金陵春夢》以及續篇《草山殘夢》在當時影響很大。高旅於一九五○年應邀來港,隨後創作了眾多歷史小說,其中代表作有《杜秋娘》、《金屑酒》和《玉葉冠》等,其作品大氣、舒展,極具歷史的厚重。詩人何達師從朱自清、聞一多,一九四九年抵達香港後進行詩歌創作,自覺地將筆觸聚焦於香港社會的現實之中,歌頌「人性的美麗」與「人性的堅強」,先後創作了《在火光中》和《握手》等著名詩作。這一時期,女作家夏易在《新晚報》連載了自己的長篇小說《香港小姐日記》。該作品在香港發表後,引起熱烈反響。夏易於一九四三年考入西南聯大社會學系,曾選修朱自清課程。其後,她又相繼創作出《懸崖上的愛情》、《日記裏的秘密》、《戀愛·二十一題》和《變》等小說。她的小說多關注於香港社會中女性的現實生活及心態。 六十年代被稱為「工人作家」的金依,陸續推出描寫香港下層勞動人民生活與鬥爭的小說。代表作有《迎風曲》、《還我青春》和《大路上》等,他的小說始終謳歌工人的堅韌、團結、勤勞,在描繪香港工人生活、塑造工人形象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吳羊璧與金依是好友,他也將自己的目光主要聚焦於香港下層人們的生活。他的短篇小說頗具特色,其代表作《巴士上的一個半小時》,以堵車為切入點,通過巴士車廂講述了香港充滿競爭的社會眾像。 五六十年代香港著名報人羅孚在其晚年撰寫了眾多帶有回憶性質的散文,他在文中記述了他所經歷的這個時代和那些不平凡的人和事。他特殊的人生經歷讓他從香港左派文化陣營中的一支「健筆」變成了一支「生花之筆」,其散文頗具「惜墨如金金似水」之感。七十年代之後,香港又迎來了以陶然、東瑞、曾敏之等為代表的「南來作家」。小說《一樣的天空》是陶然的重要作品,作者把人物置身於香港商場背景,細膩地描繪人物心理,對人物的多重性格下了很多筆力;揭示社會對人的生存信仰、價值觀念的衝擊,對親情、友情、愛情的磨損。該作品突破了傳統小說的格局,採取獨白和回憶的架構方式。曾敏之一九七八年到香港工作後,亦喜愛散文寫作。他在香港先後創作出《望雲集》、《文史品味錄》和《聽濤集》等散文集,他的散文風格「字夾風霜,聲成金石」。 羅孚年輕時在報館工作(來源:〈羅孚餘波〉,《香港文學》2014 年8 月號總第356 期月刊,第92 頁)結語 歷經數次遷徙,「南來作家」因其具有多元文化背景、敏銳的社會觀察和創新精神等特點,為香港文學的發展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多樣性,他們為香港文學所做出的重要貢獻不可磨滅。當歷史的車輪走入新的時代,我們期待着新一代的香港作家能夠繼續傳承和創新「南來作家」的文學傳統,為香港文學的未來發展做出更大的業績。 本文原刊於《品賞》創刊號(2024年夏)
由香港作家聯會牽頭,經過十九年的不斷奔走、呼籲,終於獲得香港特區政府的認同,支持建立香港文學舘,並由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香港文學舘座落在香港灣仔茂蘿街七號三樓,佔地只有二千多呎,地方不大,起碼有一個文學平台,是商業大潮擠壓下香港寫作人的一個小小家園。我們希望從這個小舞台出發,逐步開展香港文學的硏究整理工作及香港文學推廣活動。 得道多助,我們文學舘的成立,引起社會及文學界的熱烈反響,不少作家及已逝作家的家屬捐出手跡。與此同時,我們也獲得宋淇先生公子宋以朗借出張愛玲的手跡,特別是允許我們的舘刊首次披載張愛玲從未全本公開發表過的電影劇本手稿,彌足珍貴。 張愛玲的道門 南來作家之中,張愛玲是一張名片。這張名片,隨着她的身後,行情一天天地上漲。 那天與宋以朗先生閒聊,他告訴我,目下有人在學「張愛玲體」。「張愛玲體」是什麼?相信沒人說得清楚。她的字,猶如一個小小的蝌蚪,細看是靈動的,自成方圓。 金庸說,他沒有學過書法,但,金庸的字就是金庸體,有他自己的個性。這個性他自己是否說得清楚,其實也不一定。張愛玲體的個性是什麼?一時也不了了之,那是日益壯大的張愛玲研究隊伍的課題了。 記得某次黃永玉請金庸吃飯,我是陪客。黃永玉剛寫完一幀書法, 看我喜歡,隨手送給我。 黃永玉的書法,與他的作風一樣,是張揚不羈的;金庸的字是不張揚的,和他的人一樣,平常畢挺西裝的他,偶爾也說一些幽默但並不顯露的話:張愛玲的一身民國女子的裝束,很嚴實,不容易窺破。 若讓我看張愛玲的書法——其實是硬筆字,也看不出道門。 道門是道教的別稱。「道」與「道路」、「報道」蘊含四通八達的意思,反正何去何從,不容易捉摸。 說是道門深遠,就是是難以入堂奧的意思,張愛玲的書道,也別有一番深遠莫測的情味。我想要學張愛玲或金庸的書法不易,因為他們的書法是自出機杼的。 說了這麼多的話,只是想表達一個意思,本期《品賞》首次披載的張愛玲電影劇本手稿,並不僅僅是電影劇本,還有從未公開的手跡。 其中還有一段故事,宋以朗先生說,這部張愛玲的電影劇本是應宋淇之邀而寫的,因為當時宋淇在電懋電影公司任事。張愛玲寫好後,宋淇卻移枝別棲——轉到邵氏電影公司,所以這劇本手稿保留了下來。電影沒有拍成,劇本手稿也從未曝光。 相信張學的研究者又可以大作文章,除了劇本本身,還有不少道門可以探索和發揮,比如張愛玲筆下的對話、遣詞用句,男女主角的情愛和變奏,乃至張愛玲的電影劇本和書法及故事內的芸芸人物……可以寫出一部部煌煌研究巨作。 因為她是張愛玲! 張愛玲小說過去被評為「市井文字」,像極了家鄉小炒,端不上檯面。時移世易,也許來自家鄉的味道,是別家所闕如,所以更顯其出眾不拔的地方。走筆至此,還要特別感謝宋以朗先生把這部埋藏在漫漫歲月塵土下的珍貴文物提供給我們首發、公佈。 這蘊含着他對香港文學舘的殷殷寄望,對這一份深款的情誼,我們將視為莫大的策勵,珍之、重之,好好去品賞、細味。 《品賞》顧名思義是品味和欣賞。「品」和「賞」都要有閒心,如喝茶,如果用「品茗」冠之,境界便不一般。古有「禪茶一味」,已是哲學的層次了。這一期既有「文品」,也有「藝品」,希望讀者能品出其況味。 本文原刊於《品賞》創刊號(2024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