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m Modern Poetry to Hong Kong Poetry: Exploring the Soul of Verse, Immersing in the Realm of Literature

由香港文學舘、香港作家聯會、中國現代文學館共同舉辦的「南來作家手迹遺物展——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展覽於2024年5月11-21日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辦，展覽展出逾三百件南來作家的手迹和物品，是本港歷年最具規模的南來作家主題展，展覽期間亦舉行了四場文學主題講座，吸引不少文學愛好者參與。

5月19日，兩位香港著名詩人黃燦然先生與萍兒女士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展覽館對談，分享其創作經歷，並賞析一些詩歌作品，討論新詩與香港詩的關係。黃燦然除了是詩人，也是翻譯家，他既寫詩，又翻譯大量詩歌和詩論，對詩歌有獨到見解；而萍兒現為香港文學舘副舘長，多年熱心推廣香港文學，筆耕不輟。兩位詩人的對話與分享為觀眾帶來一個富詩意的下午。

講座一開場，黃燦然即表示在香港寫詩最不容易，因為讀者少，較難獲取認同感，甚至連家人、朋友與同事都會反對自己寫詩。在生活上，黃燦然將工作與愛好分開，他從事新聞翻譯、文學翻譯工作，這是他謀生的職業；同時他也是一位詩人，熱愛詩歌。而使他感驕傲的是，不論身處任何環境，他始終能做自己喜歡的事，哪怕愛好僅存一點點，他仍想找住它。既然寫詩如此困難，是什麼令他有力量堅持下去？就是詩的魅力，「當你寫作時，你和世界的關係會變得很不一樣。進入寫詩的狀態時，所有事物都有生命，而這種生命比你自身還真實。」

萍兒十分認同黃燦然的看法，她指出寫詩時有一種「通神」的狀態，因此詩人是驕傲的，也是謙卑的，驕傲在於詩人寫詩時能不顧一切，沉醉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謙卑在於詩人要進入生活，而且文學創作者本就是平凡的。萍兒分享生活的場景是她靈感的來源，一杯奶茶、寬闊的海港，都能讓她突然生起寫詩的衝動，繼而進入一種難以言說的忘我狀態。萍兒認為詩不需要懂，而是需要感覺，「所以能夠從事寫作，不管是什麼題材，只要能拿起筆、能寫出句子，讓大家有找到知音的感覺，這種滿足感超越堅守寫詩道路的艱辛和孤獨。」能創作或感受詩歌的人都很幸運。

在香港讀詩的人不多，寫詩的人更少，不少人或會質疑香港詩的價值，而黃燦然則斷言香港詩在新詩發展史上處於獨特位置。他指香港人的母語是廣東官話，寫詩時所傳達的語調有別於與用普通話所寫的詩歌，令香港詩別具特色，而廣東話可能是最好的讀詩語言。另一方面，香港數代詩人均有意識地寫香港及此城的變化，以致香港詩的內容傾向生活化，能讓讀者產生親切感，這特點在其他地方的詩歌發展中十分少有。「只有香港詩，即使你不知道寫的是否香港詩人，但你知道他寫的是香港。」黃燦然強調這是香港詩非常寶貴的地方，而假以時日，研究中國詩歌時，香港詩將起到非常重要的影響。

說完香港詩，黃燦然繼續探討題目中的「新詩」。他借不同詩歌講述自己對「新詩」與「現代詩」的理解。他以艾青〈我愛這土地〉為例，指出新詩繼承了浪漫主義精神。他再與觀眾一同細讀穆旦〈春〉、艾青〈手推車〉、戴望舒〈我用殘損的手掌〉等詩歌，指出觀察詩歌如何用詞，就能定義這首詩歌是否為現代詩。黃燦然認為具現代性的詩歌通常只在文學圈內受人喜愛，較難普及，這是現代詩的障礙。然而詩人必須具備寫現代詩的技巧，因為這些技巧已變成傳統。如果欠缺這些技巧，寫出來的詩歌就難以得到其他詩人的認同。黃燦然又與觀眾分享卞之琳的詩歌〈春城〉，這首詩體現出另一種現代性——具跳躍性。黃燦然認為卞之琳的詩歌十分有趣、耐讀，但因其難以理解而妨礙閱讀，這再次體現現代詩的問題。

詩歌有時難以理解，到底詩人應否將詩說清楚？萍兒認為詩中具體的事物愈少，讀者就有愈多想像空間。讀詩的人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不想知道詩歌寫的是什麼，反而想與作者共鳴。要寫出能引起共鳴的詩歌，詩人自然要「入世」，萍兒強調詩人要先面對最平凡的生活，才能有不平凡的精神狀態。她認為詩人存在的意義是要表現生活中真實的、痛苦的、美好的事物，因此她十分重視詩歌的原創性和辨識度。

在講座尾聲，黃燦然提出兩個問題：有沒有一種詩歌既耐讀，讀起來又沒有障礙？現代詩之後的詩應是怎樣的？他沒有給予具體回答，卻以也斯詩〈中午在鰂魚涌〉回應：這首地道的香港詩簡單卻耐讀，同時具香港詩生活化的特點。現時香港詩或未得到廣泛關注，但黃燦然依然肯定香港詩歌的價值，直言其成就終有一天會得到承認，萍兒則以「香港詩人能一直寫詩，因為香港本來是富有詩意的地方」，總結在香港寫詩的體會，亦為觀眾留下思考空間。

其餘三場文學講座分別是「續集——張愛玲與香港的未完故事」、「香港兒童文學的傳承與啟後」與「情發於聲：跨媒介與未來文學」，涵蓋不同主題。四場講座讓市民認識到香港文學的不同面貌，感受其獨特魅力。